世遺做為國家文化底蘊的競逐
打開世界遺產大門
2020/04/09
- 文字 / 傅朝卿
數十年來我著迷於世界文化遺產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數世界文化遺產中,我看到的不只是生硬的遺產,而是生活的文化。
世界遺產制度實施以來,每個國家申報時的思維極為不同,也因依據準則不一,結果差異甚鉅。一千一百二十一處世界遺產中,不少案例以呈現提報國之文化為核心,企圖讓全世界知曉其文化之美與普世性價值,直接或間接強化其國家文化主體性。
京都的日本庭園藝術已對全世界的景觀花園設計產生重大影響,京都做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彰顯日本傳統文化的厚實根基,也凸顯其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小檔案_17處古京都遺址
上賀茂神社、下鴨神社、東寺、清水寺、延曆寺、醍醐寺、仁和寺、平等院、宇治上神社、高山寺、西芳寺、天龍寺、鹿苑寺(金閣寺)、慈照寺(銀閣寺)、龍安寺、西本願寺與二條城。
一九九四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名古代京都文化紀念物(包括京都、宇治和大津),清楚指出自西元七九四年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一千多年來,京都既是日本帝國首都,亦是支撐日本立國的文化中心。世界遺產委員會從京都文化遺產精選的十六座寺院與一處皇城,正是影響日本日後木造建築與庭園的基本原型,平等院更因被選為錢幣主題,家喻戶曉。
二○一三年列名的富士山—聖域與藝術靈源也充滿強化日本文化實力的思考。標高三千七百七十六公尺,終年白雪覆頂的富士山,因火山時而噴發、時而風雲變色,充滿天啟異象,從十二世紀以來就是宗教朝聖者的天堂,也是日本文學與繪畫的萬斛泉源。十九世紀畫家葛飾北齋的富嶽三十六景浮世繪,更影響許多西方畫家,改變西洋繪畫的發展。
西方世界中,由義大利申報,一九八○年列名,一九九○年擴充範圍的羅馬歷史中心暨享受治外法權的羅馬教廷建築與城外聖保羅大殿,最能彰顯國家文化底蘊。羅馬文明與基督教文明是西方世界兩個重要文化源頭,這處世界文化遺產巧妙納入古羅馬遺蹟與基督教幾處聖地,使得遺產所蘊含的雙重文化傳播力,遍及全世界。
據神話傳說,西元前七五三年,羅馬城由被母狼養大的雙胞胎兄弟羅慕陸斯與雷姆斯修所建;西元三一二年,君士坦丁大帝於羅馬慕爾維橋擊敗對手,宣布歸依基督教,是為基督教文明之始。羅馬歷史中心的廣場影響日後西方都市廣場;古建築包括神廟、競技場與陵墓更是西方世界許多不同類型建築之源;眾多教堂與教會設施更與全世界基督教
徒密不可分。
介於東西文化彙集點,一九八五年土耳其以伊斯坦堡歷史區做為申請世界遺產的重點,這個位於巴爾幹與安納托利亞高原、黑海與地中海交界處的歷史城市,兩千多年來,總離不開重要政治、宗教和藝術事件。
從查士丁尼大帝盛極一時的拜占庭帝國、第八世紀控制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區的回教帝國,到後來於十三世紀末崛起的鄂圖曼帝國,積累出厚實文化脈絡,奠定現代土耳其立國之基。跨世紀不斷發展的聖索非亞大教堂,就是一處鮮活例子。
文化可以立國,我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看到這自古不變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