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劇場裡埋藏電影密碼，陳以文談他的師父、前輩與好友楊德昌

約定時間前踏進咖啡廳，陳以文已經好整以暇坐在位置上，他就這樣落落大方等候著，也許是黑衣黑褲打扮，也許是室內燈光昏暗，氣氛稀鬆平常，隔壁用餐客人像沒發現一位金馬影帝在旁邊似的。直到他站起身來招呼，一雙雙眼睛才由下往上的驚訝著。

擁有光環的人事物總會聚焦不少目光，真正能耐住炙熱並靠近光的人卻是少數，陳以文是其中一個。

大四那年，陳以文初識在國際影壇發光發熱的電影導演楊德昌，成為楊德昌首名指導畢業作品的學生，進一步成為貼身助理，到後來自己也成為導演，一路跟隨著楊德昌的步伐直到楊德昌離世。

2007年，楊德昌在美國洛杉磯病逝，享年59歲，金馬獎同年追頒楊德昌終身成就獎，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配樂響起，眾人熱烈鼓掌，坐在台下的陳以文心思飄遠，想著：「怎麼不是楊導下午常聽的巴哈，或是晚上常聽的卡門呢？」

他是這樣熟悉楊德昌，小至了解楊德昌耳機裡的音樂，大至能在這位台灣電影巨擘的光芒下窺見脆弱面。甚至當人們以為楊導就是電影導演楊德昌，陳以文卻也認識作為舞台劇導演的楊德昌，從中讀懂楊導的內心戲。

電影導演開課，初見楊德昌

走進劇場黑盒子曾經是陳以文的路。他畢業於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化妝、車衣服、打燈等等，凡是與舞台劇有關，他樣樣跟著學。

但也就是這樣的一所學校，突然在陳以文大三那年開了「電影原理」一門課，而且老師還是以《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等作揚名海內外的楊德昌，儘管學校內根本沒有電影相關器材，修課名額仍是可想而知的爆滿。

陳以文回憶，雖是大三的課程，但也開放大四、大五的學生報名，想上課的學生多到師長要大三的同學「等一下」，先自行退選讓學長姐修課，讓他們氣得還一起去辦公室抱怨，最終自己還是因此到大四才有機會上到楊導的課。

那時的陳以文，因為曾在暑假演出導演黃明川的電影《西部來的人》，對「電影」有些模糊的概念，也多了分好奇，也因為鑽研表演藝術，他認為「表演」之於電影上，絕不僅是止步於達成商業需求，而應該無止盡追求更深的層次。

當時由楊德昌、侯孝賢、萬仁等導演引領的新電影風潮，不管是題材內涵或是表演手法，無疑對陳以文格外具吸引力，他至今也覺得，電影是戲劇表演的一種延伸方式，不過當年在上課時，身為電影導演的楊德昌授課方式，自然在本質上就會與其他老師大為不同。

「我印象裡他有過一個作業是這樣，比方說在這個空間裡，最多可以放幾罐可樂的易開罐？」陳以文說，「又或是學生走進學校花園，如果看見中間有一隻鞋子，又會寫出什麼樣的故事？」

這些看似無厘頭的作業，當然不是要惡搞學生，而是在現實條件下，藉由想像這些可能的細節，啟發腦中創造的能力。一罐易開罐有多大？要怎麼疊？如果有通道要怎麼安排？都是創意的展現。

陳以文說，對有些學生來說這樣的方式衝擊很大，認為「這哪有在上課？」不過楊德昌其實有問必答，不管是電影技術面或是表演上的要求，他都歡迎同學提問，這些作業更像是企圖帶來啟發，「就像一瞬間的豁然開朗，對我來說我更在意這種感受。」

戲劇系學生栽進電影世界

當時除了陳以文外，還有演員陳湘琪、導演王維明等同學，都屬於與楊德昌「頻率較合得來」的學生，下課時間也會主動請教楊德昌許多事情，因此個別締下與楊德昌合作的契機。

像陳以文，還在念書時就與同學們參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過程，就學期間還擔任楊德昌的助理，一路走來至楊德昌遺作《追風》都是創作團隊之一。其他人如陳湘琪後來成為《獨立時代》女主角，王維明也是《麻將》、《一一》等片不可或缺的製作團隊之一。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採用大批學生演員，陳以文與戲劇系同學們在楊德昌指示下，會協助指導表演。（圖片來源：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一票戲劇系學生意外與電影導演結緣，陳以文現今回想，會覺得以那時的電影導演碰到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當然是覺得「非常好用」，「當然，儘管我不同意人要被用啦！」陳以文趕緊補一句。

他們會演戲，會化妝，會做道具，懂服裝造型，能協助教導素人演戲，又能搬東西，如在劇場現場爬上爬下，重要的是，還與楊德昌聊得來。常常在半夜收工之際，一夥人聊到天南地北，交換工作心得，激發火花。

20多歲的年紀，相比劇場黑盒子，縱使舞台上是千軍萬馬，能憑空創造五光十色的世界，但對當時的陳以文來說，能隨劇組四處跑，一會兒在山上，一會兒在他鄉，充滿對未知的不確定感與熱情。

那樣青澀又熱血的時光對陳以文來說，至今仍歷歷在目，「楊導有他想做事的力度跟遠景，所以我們也會感覺到那種衝擊，好像隨時在做一個獨一無二的事情，彷彿全台灣或全世界只有我們在幹這件事，就是會有那樣的力氣。」

楊德昌執導舞台劇當「紓壓」

回溯起來，其實更為個人的想法是，那時陳以文覺得自己不適合當演員，當然不是對表演沒信心，而是當時大環境下對「演員」的條件如模板，「一般人可能認為要當演員是要有身高，或有顏值，這些種種其他東西加在一起。」

體察到行業背後的種種細節，陳以文年輕自然沒往演員這條路邁進，越受楊德昌重用與啟發，後來也當了導演，還曾以執導電影《運轉手之戀》奪得金馬獎。過了10幾年，近年才又重返演員這條路，回歸當年唸戲劇系的初心。

20幾歲時，曾經以「演員：陳以文」身分出演的作品，幾乎都與楊德昌有關，除電影會插花角色外，在楊德昌的舞台劇《成長季節》（1993年）與《九哥與老七》（1997年）則擔任主要演員。

楊德昌第一部執導舞台劇《如果》是在1992年，這些創作年份軌跡對應他的電影作品，可推敲是在《獨立時代》完成前2至3年。那時楊德昌還在公司設立劇場部門，讓其他同事感到困惑不已。

陳以文笑說，像是每天在等著他劇本進度的製片就很崩潰，「他們自然會覺得你現在這個都弄不完，你還去弄那個，但是我們從創作者角度，會知道說他現在就是沒有力氣弄電影，所以他要弄劇場來紓壓。」

楊德昌執導《獨立時代》工作照，舞台劇《成長季節》也被外界視為《獨立時代》前身。（圖片來源：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楊德昌曾反覆對身邊人說：「如果電影沒有拍好，50年後的人都可以罵你。」讓陳以文印象深刻，也明白這樣求好心切的楊德昌，縱使會讓電影製片焦急，或是旁人摸不著頭緒，他也不會隨便將作品交出去，而是反覆依循自我要求撞擊出無限可能才罷休。

所以，才有了電影導演突然跑去執導舞台劇的舉動，在陳以文解讀起來，楊德昌是在紓解壓力，讓他暫時逃脫電影卡關的高壓電，轉向輕鬆一點的場景，「他相對要控制的事項沒那麼多，規模也可以很小，所以那些劇場作品的景都很單純，像《成長季節》的景從頭到尾都只有一張沙發。」

除受香港地方單位邀請的創作《九哥與老七》曾公演外，《如果》與《成長季節》可說是更為私人的作品，以門票來說，《成長季節》就沒有售票，而是採邀請制，由楊德昌找一些朋友來欣賞，地點也相對不面向大眾，一個是在皇冠小劇場，一個是在飯店的俱樂部裡。

陳以文說，楊德昌話不多，如果在電影片場，偶爾他觀察到誰不適任，會立刻簡短下指令：「叫他走。」但在劇場一切都輕鬆愉快，楊德昌找的製作團隊或演出團隊，幾乎都還是他在戲劇學院認識的這票學生，「我會覺得那時候在劇場一起演戲，更像是我們之間對於創作的對話。」

跟著楊德昌的那些年

往事是被陳以文這樣深刻記憶著，但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反而真的如煙隨風過。像陳以文幾年前與老同學陳湘琪一起出演電影《修行》，閒暇之餘，聊到與楊德昌工作的過往，回憶面貌卻大有出入。

「我跟她碰面時，說我們那時候演舞台劇怎麼樣又怎麼樣，她反問『我們有演舞台劇？』」讓陳以文大感驚訝，拼命細數地點、劇情還有互動片段，結果還是換得陳湘琪茫然的眼神，最後不得已拿出他上傳到網路的劇場演出片段，陳湘琪看見自己還驚叫：「那是我耶！我為甚麼完全不記得？」

回想當時場景，陳以文忍不住大笑，他比劃陳湘琪當時皺眉困惑的神情，直說「我覺得有可能楊導那時候給她太大的壓力了，所以她後來去唸書進修時，她就告訴自己要忘記、忘記、忘記，然後就把這一切給忘了。」

一部偉大電影的幕後歷程，精采程度往往不遜色於銀幕上的故事，楊德昌對作品的挑剔，與他共事，壓力或難熬程度可想一般。

陳以文說，那時他還因此練就某種奇異本領，「幾乎到了20公尺外都知道楊導在說什麼。」彷彿化身為電台，專門瞄準楊德昌的電波頻道，光聽內容判斷他何時可能會生氣，可能需要什麼，接下來又要做什麼。

像王維明也曾跟陳以文回憶起，有回晚上要輪流守在公司製作道具等物品，2人疲累的程度，讓他們約好一人輪流睡2小時換班接手製作，王維明睡2小時之後，他叫王維明起床，但「他說他覺得剛躺下」，有次還因為公司修牆，辦公室露出個大洞，他們再次於那邊守夜，這些荒謬的故事，陳以文想起來忍不住都笑到流淚。

如果楊德昌還在……

楊德昌對於陳以文而言，是過於深刻的關係。楊德昌是他的老師，是他的老闆，是他的導演前輩，是他的創作夥伴，到後來還是他的朋友。縱使楊德昌常常被曾與他共事的人批評「不好相處」，但在這漫長相處歲月中，陳以文卻理解了楊德昌，「他就是充滿矛盾與衝擊的人。」

「楊導過世至今，我大概每一小段時間就會夢到跟楊導在拍電影。」陳以文淡淡的說。這並非是突然要談什麼玄學怪談，而是那些夢栩栩如生，他深刻感受楊德昌給他的啟發性與衝擊感，甚至多年過去，心情仍如當年在課堂看著電影導演教書般，「楊導給我的影響是一直存在的，即使他在現實世界不在了。」

他還記得得知楊德昌過世時的時刻，「我接電話，說：『好，我知道了。』然後就掛掉，我們就是這樣，相處久了知道他不喜歡別人多講他的事情，誰談他會翻臉的。」連他人在楊德昌生前向他詢問病情，陳以文也是一貫回覆：「我不知道。」

如果楊德昌還在，就太好了吧？

陳以文緩緩一笑：「如果他還在啊，我想他會說『誰准你們論述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