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戶出得起價，江詩丹頓還是拒絕了

聽懂一句話，和照做一句話，是兩件事。

曾經有位藏家找我，要求把他收藏裡最貴的一件作品放在展廳正中央，理由很直接：那是他花最多錢買的，應該被看見。團隊沒有照做：因為放在正中央，敘事重心會歪掉，觀眾只會記得「這裡有一件很貴的藏品」，不會記得這場展在說什麼。最後我們選了另一件更能撐起敘事的作品放在正中央，那件最貴的放在動線後段，讓藏家在整場展覽的餘韻裡再看見它一次。他起初不太理解，後來反而是最滿意的人。

那次之後我明白一件事：聽懂客戶要的是什麼，跟照著客戶說的去做，不是同一種專業。

後來讀到《紐約時報》一篇關於訂製腕表的報導，看到同樣的判斷，出現在完全不同的行業裡。

報導中採訪了雅克德羅（Jaquet Droz）執行長阿蘭·德拉穆拉茲（Alain Delamuraz），這個隸屬斯沃琪集團，1738年創立，以裝飾精美結構複雜的腕表聞名的品牌。他說，在客製化方面「一切皆有可能」，但也有限制：「如果是軍事主題，我們就不做了。我們對宗教和政治內容非常謹慎。」

貝母鑲嵌錦鯉、荷花、亭閣——「裝飾精美結構複雜」不是廣告詞，這就是實際做出來的樣子。（圖片來源：Jaquet Droz）

他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一位中國顧客找上門，說自己是習近平的好朋友，還拿出一張他和習近平、妻子和孩子的合影，說：「我想要一只定製手表，中間是習近平的頭像，左邊是普丁，右邊是金正恩。」德拉穆拉茲說：「我們說不行，這政治色彩太濃了。」

訂製這門生意，按道理應該是客戶說了算，他出得起價，工坊就該做。但雅克德羅顯然並沒有照做。

報導中也採訪了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風格與傳承總監克里斯蒂安·塞爾莫尼（Christian Selmoni），這家跟羅浮宮、大都會博物館、故宮都有文化合作關係、歷史悠久的工坊，甚至有權複製羅浮宮所有藏品，唯獨蒙娜麗莎除外。他說：「我們有一些限制，首先是道德標準，如果涉及戰爭、性或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我們將不會考慮。」他還補充，連客戶想要「靈感來自競爭對手表款」這種請求，江詩丹頓也不接，因為那不是他們想投入工藝與人力的方向。

琺瑯師工作台前，維米爾原作參考畫冊攤開——這條界線畫在哪裡，工坊心裡最清楚。（圖片來源：Vacheron Constantin）

兩家工坊，說法不一樣，但擋下來的方向一致——客戶說出口的那句話，跟工坊願意接下的那件事，中間隔著一段距離，要怎麼跨過去，還是根本跨不過去，得先看清楚客戶要的到底是什麼。

報導裡還有一個對照的細節，我覺得比這兩個拒絕案例，更耐人尋味。

住在華盛頓的收藏家賈布斯·托頓吉（Jabs Totonji），藏品豐富，十幾只獨特腕表裡，有五只是他親自委託製作的，夢想是委託雅克德羅做一只獵鷹造型的訂製表。他還沒正式跟雅克德羅接洽，但心裡已經想清楚了：「我父親是位馴鷹師，」他說，他的房地產公司也叫金鷹集團，所以對鳥類一直很感興趣。他夢想要的是一只由雅克德羅重現獵鷹尖嘯聲的機械裝置表，因為那聲音裡藏著他父親的職業和自己公司的名字。

「歌唱鳥」自動裝置腕表成品，圓頂玻璃罩下的彩繪小鳥——托頓吉夢想中的獵鷹尖嘯聲，會從類似這樣的裝置誕生。（圖片來源：Jaquet Droz）

同樣是一件特別的訂製，這位收藏家還沒找上工坊，卻已經把背後的初衷想透了。反觀那位要政治頭像表的顧客，只說他想要什麼，卻沒有講清楚為什麼是這三張臉。不用工坊開口，收藏家已經自己跨過那段距離；而要政治頭像的顧客，距離還在原地，一步都沒挪。

想起以前策展時，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這樣，觀眾說想看印象派，我學會的不是照著清單把印象派作品掛滿一整間展廳，而是先問一句：你是被印象派的什麼給打動的？答案是落在光影，或落在那個年代的叛逆，策展要走的路完全不一樣。

訂製工坊大概也是這樣，一句話裡聽出來的，決定了後面願不願意接。

那位還沒去找雅克德羅的收藏家，最難的部分，他已經做完了——接下來，就看工坊聽不聽得懂。

謝蘊珩｜看見脈絡－alive品牌實驗室

曾任藝術策展人二十餘年，經手美術館典藏與私人收藏委託事務。英國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學院藝術史碩士，現任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策展是她的專業，但她想做的，是讓你也看見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