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女孩」重返台灣，阮鳳儀鏡頭裡外的美國夢

「那你當初幹嘛帶我們去美國？」

電影《美國女孩》裡，13歲的少女梁芳儀對著因為罹癌正在化療的母親大吼，女孩含著眼淚，嘴角滿是倔強，媽媽的眼裡同樣是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眼神卻滿是挫折與悲傷。

這不只是電影故事，而是31歲導演阮鳳儀的真實人生。這位現實中的「梁芳儀」頂著一頭時髦女孩也不敢輕易嘗試的超短髮，眼神閃亮，搭配在一起，讓人想起西方神話中精靈的輕盈靈巧，但五官卻有種東方女子的溫婉，說話時每個字聲音圓潤，字正腔圓。東西方的優點融合得剛好，一如她的人生，台灣與美國交錯得巧妙。

重返台灣，破碎的是誰的美國夢？

1997年，阮鳳儀和媽媽與妹妹一起踏上美國土地，她笑稱那是個「上課乖寶寶，下課吃乖乖」的年紀，就被父母以英文很重要、美國教育環境好的理由開始追尋「美國夢」，但7歲的女孩哪裡懂得美國夢，只知道到了一個新環境，一切必須重新開始。

或許到了美國時年紀還小，適應力夠強，小朋友玩在一起，熟悉得快。但阮鳳儀怎麼也沒想到花了5年習慣的美國人生，卻因為母親罹患乳癌必須返台治療，被迫喊卡，母女三人重新踏上台灣土地，再度重新來過。

「其實一到台灣機場，我第一個想法是『哇！好多跟我長得一樣的人喔！』因為美國很不一樣嘛，大家都長得不一樣，光膚色就很不同。」對台灣這個出生地，還來不及重新習慣與同胞相處，阮鳳儀就要面臨來自家庭和學校的改變。

在家裡，有個因為罹癌而每天喊著自己要死了的母親，在學校要面對「少一分打一下」的填鴨式教育，文化落差事小，但那個最需要同儕肯定的青春期，阮鳳儀要面對與美國好友斷聯的失落感，還要被台灣同學酸言酸語叫「美國人」。

為什麼媽媽回台灣就變了一個人？為什麼資優生回到台灣卻被老師羞辱「52分在美國是及格嗎」？為什麼？為什麼？身份認同、文化落差、母親生病，一切的壓力，13歲的她不懂得如何化解，只能用叛逆與憤怒抵抗一切，並與媽媽不斷衝突，並將「重返美國」作為獎勵，一切回到美國都會好了。

阮鳳儀宛如小刺蝟般，用刺把最柔軟的心事包圍，連妹妹也曾疑問：「妳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跟媽媽吵架？」當時的阮鳳儀不懂，但長大後卻懂了。不只是13歲女孩想回美國，背後代表的其實也是媽媽的美國夢碎了。

按照藍圖，阮家兩個女兒會在美國落地生根，事業有成後將爸媽接去美國定居，移民計劃順利完成。但這樣的計畫卻因為媽媽的乳癌被迫中止，待了5年的女孩心痛，更何況是放棄外商藥廠高薪的媽媽。

放棄中文追尋電影，尋找新的美國夢

到了阮鳳儀國三那年，「我大概已經認命了吧，因為那時離開3年，已經跟美國脫軌，就算回去，課程也銜接不上了。」現在的阮鳳儀談起當時，嘴角已經能掛上笑容。特別的是，爸媽其實在阮鳳儀考上師大附中時對她說：「你要回美國可以啊！」讓她直呼好奸詐，但仍舊選擇留在台灣，做出不得已下的最好選擇。

「其實我從小就喜歡文字跟語言，英文中文都很喜歡，就算去美國還是讀很多中文書，識字沒有問題，只是寫字沒有很好。」加上高中老師朱美卿加深了這份愛，讓阮鳳儀能繼續朝中文這條路前進。

過了3年，阮鳳儀如願考上最高學府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她曾經以為自己能成為作家，或是考份公職當個國文老師，與中文相處一輩子，卻在投稿文學獎連連失利後開始迷惘，「我發現自己一直失敗，中文系就是有些同學可以一直中（得獎），過了幾年我發現自己可能不適合，也發現就算得了首獎，可能讀的人越來越少，純文學也越來越寂寞。」

「既然要做，我想做有對話性的東西，我覺得社會影響力是很重要的。我想到那編劇呢？如果是寫劇本或是電影呢？因為電影才100年，跟當代社會是非常有互動跟對話空間，這是一個很大眾藝術的東西。」阮鳳儀說，大學時最喜歡戲曲相關的課程，既然都是用文字傳遞想法，她將目光鎖定電影劇本，能夠發揮自己文字所長，也能跟上當代習慣圖像表現的模式。

金馬影史首位女性新導演，台美養分成就好電影

立定志向，阮鳳儀決定考電影相關的研究所，看了看台灣相關系所，都需要念4或5年，「但我想過，如果我念不完怎麼辦？」於是她將目光轉往兒時曾待過的美國，開始準備考取編劇相關系所，才剛準備尋找新的美國夢，第一年，卻落選了。

「其實那個時候電影留學潮已經開始了，國際學生競爭很激烈，身邊也有人考相關科系。編劇因為門檻低，考的人也很多，那我就決定改成考導演系試看看。」但要申請需要有個人影像作品，阮鳳儀既害怕也猶豫，「但我大學的沈曉茵老師跟我說：『那你就自己導吧！』但我跟她說我不行，老師又說：可是沒有人是天生會導戲的啊！什麼事情都是從0開始。」

這句話給了阮鳳儀一劑強心針，她拍下人生首部短片「抹片檢查」，後來報名5間學校，最後錄取了美國電影學院、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僅有1間被刷掉。談起這段輝煌史，阮鳳儀笑說：「後來我就寫信跟他們說，誰給我獎學金我就去念，而且收到通知書很開心衝出門外，我還跌倒。」連日常開心事都像拍電影，超級戲劇化。

不過到了美國，就不像電影般這麼有趣，阮鳳儀重返美國，租房子、考駕照、保險全都靠自己，那一刻，阮鳳儀才明白媽媽當年獨自帶著2個女兒遠赴異鄉追夢的辛苦。阮鳳儀曾說，光是處理日常瑣事還要攻讀研究所，就已經快崩潰了，「我念研究所還可以下課，但是她有兩個小孩是不能下班的。」

雖然過得辛苦，不過來往台灣與美國的養分都已經鐫刻在她的靈魂中。阮鳳儀在美國電影學院中學會溝通，學會如何與來自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不同的同學合作，「導演是個Leader，需要說服大家往你的方向作，大家又來自不同領域，跟大學做分組報告不一樣，我覺得滿難的。尤其是在研究所，是一個很國際化的環境，還是要學著不同的溝通方式，要拿捏怎麼帶團隊這件事情。」

但阮鳳儀選擇拍攝的主題卻是華人家庭的關係，她的畢業短片《姊姊》是《美國女孩》前身，同樣從個人生命出發，藉由一支彩色蝴蝶結髮夾，帶出初入青春期的姊姊、年幼的妹妹和中年的媽媽，三位女性在文化和衝擊下，如何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美國這個新世界。

東、西方的滋養催生出《美國女孩》，阮鳳儀選擇將故事背景拉回台灣，探看移民失敗家庭的另一面，藉由家庭故事，也帶出華人母女「相愛相殺」的微妙氛圍，將華人家庭關係、母女情感勾勒的透徹。

描述東方故事，劇組團隊卻是跨國合製，攝影師Giorgos Valsamis來自希臘，過去曾以短片《I Am Afraid to Forget Your Face》獲得坎城短片金棕櫚獎，剪接則是在美國進行，阮鳳儀克服時差、距離，順利完成《美國女孩》。

《美國女孩》上映後，一連摘下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與金馬影展觀眾票選獎，相當於同獲專業影評人與一般觀眾肯定，阮鳳儀個人也摘下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成為金馬史上首獲此獎的女導演。

破碎美國夢，團圓家人情

東、西方文化浸潤，阮鳳儀認為的確歸功於自己從小浮動的身份認同，「就像我在美國不會被歸類在Asian Amerian（亞裔美國人），可是在台灣又被當成ABC（American-Born Chinese，華裔美國人），但其實我也不算，我的人生移來移去是很不一樣的，這個曾經讓我很困惑。」

「很多次之後，我就放棄解釋了！因為我無法用二分法歸類在哪一邊，有個年紀讓我很困擾，但我長大之後就會發現.......大家會覺得非黑即白，會想用二分法或是貼標籤簡略很多事情，但很多事情是灰色，灰色甚至也有灰階，這個問題出在問題本身，因為問題有問題，才沒有答案。」

不同於13歲那年用刺包裹無措的小少女，阮鳳儀已經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卻也不傷害到人。

對待母親的態度也一樣，移民有拉力也需要推力，阮鳳儀追問母親多年，若為了美國教育好、環境好是個拉力，那推力又是什麼？「我追問媽媽好多年，直到寫『姊姊』我很認真問她，她說：『那時我也很年輕啊！我也想重新開始。』」

阮鳳儀長大才理解，華人父母有了孩子後，會把自我縮小到幾乎只剩下爸爸或媽媽的身份，前往美國那年，爸媽結婚10年，孩子不需要父母時時刻刻像照顧嬰兒般隨時注意，因此開始試著思考「我想要的是什麼」，移民美國則是個閃閃發光的新生活，讓人想試一試，當時陷入思考的母親當然也心動。

「美國女孩」將目光定位於大女兒梁芳儀，乍看是梁芳儀不斷追尋重返美國的美國夢，但回到台灣，其實也暗示母親追夢失敗，被迫回到台灣，繼續一家人擠在昏暗的新店老公寓中，過著一日復一日的相同生活。「所以我想要說個移民失敗的家庭，這有個副作用，我們看到很多移民成功的案例，但我們很少看到失敗的案例，這個矛盾其實在母女關係中。」

阮鳳儀回憶，當時為了劇本需要重現當時的生活，電影也需要從多個視角出發，必須理解每個家庭成員重返台灣時內心的想法，她便帶著爸爸、媽媽一起進行心理諮商。一開始媽媽不願意，最後因為擔心「女兒生病了」才決定加入。

諮商一開始，爸爸先說了想法，阮鳳儀也分享了心事，沒料到輪到媽媽突然淚流滿面，「她邊哭邊說，『妳們竟然是這樣想我的⋯⋯我⋯⋯我太受傷了！』然後就落荒而逃。」阮鳳儀以八點檔戲劇的演技重現當時畫面，演了一小段甚至笑出來。但媽媽的一句話其實也呼應華人父母的習慣，渴望被瞭解，卻又怕被戳破真實想法。

回到真實人生中，阮家其實不像電影如此針鋒相對，但依舊吵吵鬧鬧，阮鳳儀分享，家裡溝通直來直往，妹妹的男朋友第一次到家裡玩甚至覺得害怕，「因為他說我們在吵架，我妹才跟他說沒有，我們家平常說話就這樣。」

話鋒一轉，阮鳳儀又分享媽媽像個太后的事蹟，自嘲跟媽媽出門都得當丫鬟，吃飯幫忙倒水，逛街幫忙找衣服提袋子，不同於小時候的怒目相斥，阮鳳儀談起媽媽，開心的眉毛都高高揚起，接下來，阮鳳儀又說下一部作品還想拍家人，「我的妹妹剛結婚，因為疫情，中間發生很多有趣的事。」

雖然阮鳳儀說自己想拍個受「移民失敗症候群」所苦的家庭，重現2002年家裡辛苦的一年，過了20年，美國夢碎了，但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