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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記憶深入老窯廠,翻讀台灣窯口玻璃的往事與未來

今天,隨意走到台北太原路,會發現玻璃便宜得驚人:水杯十九元、水壺二十五元。如果問有沒有台灣製的,老闆會尷尬的說,「沒有了。」如今玻璃忘記了台灣,望著水杯,我們想追溯這段簡短的歷史

材料學家米奧多尼克(Mark Miodownik)提到玻璃時說:二氧化矽在到達高溫然後降溫時,它的分子沒有像水分子一樣回到原本的地方,而像是忘記自己應該回到哪個位置、忘了它原本的屬性。浪漫一點來說,矽分子因為一次嚴重發燒,失去了所有記憶,只能停留在原地;也因為失憶,所以我們有了玻璃。台灣曾是玻璃大國,在竹南一帶一度有近兩百家工廠,如今回到竹南,幾乎看不到什麼歷史遺跡證明這件事,僅存三座依舊燃燒的窯爐。玻璃在此的記憶逐漸透明,慢慢從台灣消失。

這段玻璃的記憶其實很短,在台灣或者亞洲的歷史中,玻璃都沒有占到如西方一樣重要的位置,如同活字印刷一樣。羅馬時代的玻璃窗,從未威脅到日本、中國的紙窗;義大利各種精緻的玻璃器皿,都無法替代東亞陶瓷的蓬勃發展。亞洲沒能繼續探究玻璃,不像西方發展出透鏡,得以讓視覺延伸,能細得看見細菌、遠得看見月球,甚至有了試管與量杯,讓科學革命發生。即使亞洲錯過了這一切,我們還是在五、六○年代藉著代工將玻璃帶入台灣,生產大批玻璃換取外匯存底;不過三、四十年,更便宜的勞動力便逼著玻璃出走,轉換到中國、泰國或越南。

今天,隨意走到台北太原路,會發現玻璃便宜得驚人:水杯十九元、水壺二十五元。如果問有沒有台灣製的,老闆會尷尬的說,「沒有了。」如今玻璃忘記了台灣,望著水杯,我們想追溯這段簡短的歷史,這段在玻璃輝煌歷史中毫無重要性的歷史,但可能是許多老師傅一輩子的故事;這段時間的器皿可能也不像康寧大猩猩第五代玻璃(編按:今年的創新材質,宣稱自一‧六公尺高摔落也不破)具有任何突破性,卻是我的父母生活場景的基本色調:壓花玻璃海棠洩下的日光、印花玻璃杯裡的果汁、刻花玻璃盤中的糖果,回憶的光線就在這些玻璃反射間逡巡。

從這失憶的場景出發,我們想追回老師傅的記憶,強調窯口玻璃彈性生產的特性,是實驗創新的必要設施。藉著恢復這段歷史,銜接起台灣新興的玻璃設計師,期望這段過去,能有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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