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個紀念章挺過80年，窺看日本時代台灣美學與榮景

1935年台灣博覽會期間，
一位專做外國人生意的木匠一個章一個章地，蓋得了300多枚紀念章；
80年後，一張老照片牽引著作者重啟泡過時光染液的集印簿，
以紀念章為翼，回返日本時代，不僅止呈現商店的面容，
還要繼續說那些始終說不完的故事⋯⋯

「10.10.10」整個台北有一支紀念章大軍，紮營插旗，駐守各地，為博覽會助勢，也為台灣效力，大聲宣傳。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簡稱台博會），展期落在昭和10年10月10日～11月28日，共50天，是日本自1895年治理台灣以來的成果誇耀及實力的展現。整個台博會規模之大，光是設於台北市內的主會場便達數萬坪，各地方（包含北中南）亦設有地方館展出鄉土特色，可說是台灣全島動員起來參與史上最大的盛事。

從紀念章上，我們看見1930年代台灣的繁榮、活力，也看見那個年代民間的文化細膩度。令人既讚嘆又感嘆，8、90年前的美學竟強過戰後，甚至今日。

糖業館的紀念章上可見兩名年輕女性，分別是盛裝和服的日本人以及著襲地旗袍、時髦高貴的台灣女性；館內由分屬民間會社的多家現代化糖廠參展，還備有免費的冷糖水給參觀民眾品嚐；專賣館的紀念章則呈現其獨特的高塔圓形外觀，進到館內濃濃的樹香撲鼻而來，除了樟腦，現場還有製菸實演，也可以一窺機器是如何自動幫酒瓶貼上標籤的；子供の国（孩童的國度）以其入口地標、塔頂有著桃太郎可愛塑像的「蓬萊塔」做為紀念章主圖，場內3000坪的遊樂區舉辦琳琅滿目的餘興、娛樂活動，提供觀眾另一個益智、健體、遊戲的去處⋯⋯

然而，書中介紹的不只是台博場館的戳章，
更將目光聚焦在當時民間特製的紀念章上──

日本時代最早的一枚紀念章是1902年的「萬國郵便聯合加盟25年祝典」紀念郵戳，其後這樣的紀念郵戳雖連番現身，但只有一些嚴肅的大日子才有資格發行紀念戳章，或是仍有許多規矩要守，像是蓋得後貼了郵票只能會場內投遞。到了1931年，風景名所紀念章才開始冒出頭，購買一錢半的郵票，就可以在郵局蓋得戳章，增添旅遊趣味，隔年全台更有近30個火車站也推出紀念章饗客。而這一波風潮來到台灣博覽會期間，更是整個大噴發，來到最高潮！本書主人翁楊雲源的集印簿，可說是展示了當年盛況：餐廳、電影院、照相館、書店、文具店、印章店、藥局、菓子店、皮鞋店、布店、咖啡店、旅館、市場、廟宇、神社、溫泉旅宿，全都登場了，於是紀念章的舞台不再只有郵戳和鐵道。

楊雲源的集印簿中，有多達300個珍貴的「民間」台博紀念戳章，是官方紀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中所未見，珍貴的文化財！每個商家的紀念章都製作精緻，極富特色，其線條、文字、空間配置皆令人驚嘆於當時的美學與手工技術，沉迷其中，且80多年前的蓋印至今仍色澤飽滿。

在設計上，可見商家費盡心思凸顯自身特色的圖樣：藥局以單槓倒立的人加上增強體力字樣，呈現其主打項目；接骨院大剌剌地秀出拿著看板的骷髏人，確實讓人一目了然；洋雜貨店以一截著褲襪的長腿勾引目光；其他像是祝台博字樣、台灣島型輪廓、巨大的台博牌樓也被融入構圖之中，有時還能看見以表現南島風情的椰子樹或香蕉葉為襯。

這些台灣博覽會紀念章，是如何吸引這名木匠滿懷熱情，跑來跑去，一個章一個章蓋，從北橫跨到南，從東奔走到西，還有士林、北投、草山，連基隆都去了三次呢！

就讓我們再次隨著陳柔縉生動的文字，窺看日本時代那真真確確存在的文化繁景。

書名：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隨書贈送復刻原寸地圖：昭和十年「台灣博覽會鳥瞰圖」、「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市街圖」）新裝版
作者：陳柔縉
出版社：麥田

>※以下內容經授權摘自《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未經同意請勿擅自轉載

＊城內本町
花家ホテル（花家旅館）はなやほてる

今天漢口街一段45號為大眾銀行，1935年當時，那裡是本町三丁目十番地，矗立一家嶄新的旅館，磚造三樓高，兩年前剛完工。台北城內近火車站，大小旅館雲集，像日之丸館、朝陽號，都是日治初期即存在的老字號。也有30年代才出現的，例如山梅館、這家年輕旅館「花家」滿特別，由舊旅宿改名脫胎而來。

100多年前，台北市內有許多供長住的「下宿」，其中，三橋屋主要吸引低階的日本官員入住，也會有從日本剛到台北找工作，舉目無親可靠，就會先住宿泊費便宜的三橋屋等待機會。像22歲的前川，就登報說他中學畢業，要找文書工作，最後留下聯絡的方法是「三橋屋」，電話552。到了1933年，三橋屋已經營運20幾年，因緣際會，「伊藤商會」願意投資5萬圓，三橋屋便蓋起新樓，經營人名叫「中地ハナ」，ハナ就是「花」，更名「花家」，可能源於此。

重整再出發，營業之初，花家登報宣傳，強調堅持不收「茶代」（小費），現代人還能理解；標榜浴室從早就有熱水，這一點就可愛得難以想像了。

花家ホテル（花家旅館）はなやほてる紀念章。（圖片來源：楊弘熙、麥田出版）

＊城內本町
朝陽號あさひごう

日本人很會組織團體，例如台北幾家餐館的廚師料理人，日本統治台灣才兩、三年，植根尚淺，他們已經成立「組合」（類似公會、工會），並且寫好規約，若有違反，還會罰款，一點也不馬虎。

台北市有「宿屋組合」更是當然了。台灣博覽會前一年，這個旅館同業團體摩拳擦掌，準備迎接難得的旺季；不只台北市步伐齊一，也去找高雄、台南的業者，大家共思策略，看如何吸引觀光客。這個台北市宿屋組合的領袖「組合長」就是「朝陽號」旅館的老闆。日本人重輩分倫理，可見朝陽號的地位與老資格。

朝陽號是日本時代日本人開設的第一家旅館，位於本町三丁目三番地到十番地，佔地廣大。店號摘取自創辦人朝比奈正二的姓氏朝比奈。1895年6月，日本開始統治台灣，朝比奈正二手腳很快，七月就先向台灣人租台式房屋，改裝開張做生意了。據1901年的《台灣商報》指出，朝比奈用5、6年的時間，建築新穎的本館和別館，是當時到台灣旅行的旅宿首選。朝陽號的庭園種了4、50株的梔子花，香飄客室。客房內，牆上則掛有名家畫作，像是跨17、8世紀的浮世繪名家西川祐信的山水畫、18世紀圓山應舉的山水畫、當時的西条派畫家野村文舉畫的日出松。

朝陽號あさひごう紀念章。（圖片來源：楊弘熙、麥田出版）

＊城內本町
攝津館せっつかん

1923年，郵輪「信濃丸」停靠基隆港，走下來一群洋臉孔白人，一行12人。這樣的陣仗在90幾年前的台灣不太尋常，報紙記者馬上追蹤。原來他們是「羅西亞人」，亦即俄羅斯人。進了台北之後，他們入住火車站前。今重慶南路一段頭的旅店「攝津館」。這些俄羅斯人並非探險家、觀光客，也不是來開會的官員或參訪的宗教團體，記者探訪後，知道他們的職業是「羅紗屋」，賣西裝布料，而且是肩扛著布料沿街叫賣的「行商」。

從俄羅斯遠道來台灣的街頭賣布，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絕不是有利可圖，不惜路途遙遠，背後原因其實藏著時代擺布的蒼涼。上個世紀的10代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很膠著，俄羅斯連連敗戰，國內經濟問題叢生，缺食、罷工、物價漲，內外壓力推積成1917年的大革命。沙皇退位，接續的不是美好新時代，而是內戰。一個個小小的人民，雙手無力阻止瘋狂的浪潮，只有外逃。中國、日本，乃至於台灣，戰前才會有偶然撞見俄人扛布料叫賣的街景。

台南的代書孫江淮在回憶錄指出，他在台南海水浴場遇見一個白俄人，「只會一點日語」，四處賣布，曾經到善化來賣，「我看他還滿可憐的，沒有父母，沒有朋友，沒有熟人」。不僅台南，1923年的報紙說，除了攝津館的12位旅客，同一時間，也有5個俄羅斯人往宜蘭，兩個往台中賣布去了。

攝津館せっつかん紀念章。（圖片來源：楊弘熙、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