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九個月的台美經貿協議，終於定案。台灣在對等關稅、二三二條款關稅均取得相對最優惠待遇，對美投資的金額與靈活性，也優於日本、南韓及歐盟。
目前公布的協議內容，揭露了兩大突破項目。
第一是在全球AI供應鏈中，美國正式將台灣視為最關鍵的戰略夥伴。
第二是，過往台美因無FTA（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出口美國稅率比日、韓高；如今在對等關稅一五％且不疊加之下，等於台灣在美國市場，第一次可與日本、南韓站在相同立足點上競爭，這對台灣傳統產業會是利多。
不過，僅管對美投資，台灣全由企業自主規畫，不像日本、南韓是由美國選定項目，且投資金額二千五百億美元，較日本、南韓少，但仍在國內引發此鉅額投資將導致資金外流、關鍵科技產業外移、本土就業流失等疑慮。
從長期視角觀察，台灣自一九九○年代開始大規模對外投資，且高度集中於中國。依投審會統計，台灣對中累計核准投資金額超過兩千億美元，實際規模可能遠高於此。當時許多投資是針對中國內需市場，但不少受制於當地高度模仿、低價競爭環境，最終鎩羽而歸，顯示台商這次國際化策略效益有限。
相較之下，美國在品牌保護、資本市場成熟度與消費創新，提供相對公平且制度化的競爭環境，加上重視品質與差異化，更適於做為台灣推動產業升級的市場。
因此，對美投資的思考，應進一步定位為引導傳統產業進入美國內需市場、推動「第二次國際化」的契機。
從結構條件看，台灣也具備推動二次國際化的利基。首先，台灣傳統產業中本就不乏具備國際競爭潛力的部門，特別是在食品、餐飲與便利商店等領域。長期獲得外國消費者高度評價，鼎泰豐就是一個例子。問題是台灣缺乏制度條件與市場平台承載這些產業的規模化。
再者，隨著大量資通訊產業赴美，台灣可將既有科技聚落視為支點，逐步導入生活型產業與服務業，協助建構更完整的在地產業生態系，而非僅止於製造端的延伸。
對台灣來說，這場二次國際化有更深層的價值，就是人才結構的重塑。台灣長期欠缺高階服務業人才，包括國際品牌經營、跨境法務、全球財務與策略管理等關鍵能力。如果趁這次培養，如此，因關稅壓力而不得不進行的對美投資，就成為台灣未來競爭力的戰略資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