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到目前為止，中國較富裕的民眾在經濟上基本未受COVID-19疫情影響，但許多低收入族群卻在苦苦掙扎。消費支出的不平衡復甦，讓低收入工人、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方式提出了質疑。批評者表示，當政府採取消費導向的措施時，受惠的是富裕家庭，而不是一般家庭。
早在美中貿易戰為中國出口前景蒙上陰影之前，二○一九年對其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貢獻率將近五八％的內需消費，就已經是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變數。
「政府政策未能縮小疫情爆發後擴大的貧富差距。」中國政府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研究員王軍表示：「這將抑制整體消費復甦，因為低收入人口數量遠遠超過高收入人口。」
比其他多數國家早幾個月走出了全國封鎖的中國經濟，其反彈的本質對試圖重新開放市場的各國政府都有影響。北京有很多可以刺激需求和提高生產的工具，但即使是中國也很難讓許多消費者對未來有足夠的信心去消費。
投資研究機構TS Lombard經濟學家莊波表示：「政府可以決定造多少橋、鋪多少路，但它無法控制普通家庭想要花多少錢。」
奢侈品、汽車買氣飆
中低收入消費卻連兩季下跌
今年三月，中國一些城市剛解封，高檔消費支出就開始復甦。至第二季，包括時裝公司和汽車製造商在內的十多個西方奢侈品牌，在中國收入比去年同期成長了兩位數。
這一熱潮在第三季幾乎沒有減緩的跡象。奢侈品牌普拉達（Prada）七月份銷售額較去年同期飆升逾六○％，六月份較去年同期成長超過五○％。需求如此強勁，以至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IFC）的幾家商店已開始限制遊客數量，不是為了預防COVID-19，而是為了改善「客戶體驗」。
但官方數據顯示，城市居民（主要是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均消費支出，在今年第一季下降九．五％之後，第二季也下降了六．二％。
消費復甦的不均凸顯了收入差距已在不斷擴大。今年六月針對五千多戶家庭的調查發現，年收入超過人民幣三十萬的高收入受訪者，第二季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而其他群體的收入則是下降，尤以收入低於人民幣五萬元的家庭，降幅最大。
原因很簡單。大多數高收入的中國人在疫情期間靠著在家工作，保住了他們的工作或生意。這些家庭還受益於中國政府的信貸寬鬆政策，該政策促使他們大量持有的股票和房產飆升。
相比之下，因疫情對就業市場造成損害，中低收入群中，數億人的收入成長停滯、甚至負成長。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二％。
隨著失業人數開始增加，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今年六月，北京大學針對去年十二月疫情爆發時在職的五千多名城鎮居民進行調查，發現有一一％受訪者失業、一○％的人「接不到工作」或工作量不足，遠高於同期官方的五．七％失業率。
儘管中國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快走出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但雙管齊下的經濟復甦策略正在降低北京重振經濟的努力。
中國經濟的迅速復甦——第二季GDP成長三．二％——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藉信貸驅動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這項因應措施加劇了中國的高債務負擔。但靠國內消費彌補這一缺口卻舉步維艱。富人的瘋狂消費並不能抵消其他人削減開支的影響。因此，自今年二月疫情開始在全國蔓延以來，中國的零售額已連續五個月下降。
北京當局尋求扭轉這一局面的方法之一，是實施免費的COVID-19大規模檢測計畫，該計畫不僅希望根除無症狀病例，而且還希望激發經濟（重啟的）信心。
復甦對策擴大貧富差距
小額救濟金，沒戶口還領不到
然而，儘管大規模檢測惠及了所有人，但其他政策是專為富人設計的。為促進高檔消費，政府批准在海南島開設新的離岸免稅店。官方數據顯示，因為有錢的消費者湧向這個南方島嶼撿便宜，這些商店七月份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成長了兩倍多。
但經濟學家們表示，政策對低收入族群的幫助要少得多。中國採取了從減稅到就業補貼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大規模裁員，從而提振了企業。但這項政策的實施並不總是如預期的那樣，因為補貼一直被用來減輕部分企業收入成長率下降的損失。
各省都向窮人提供直接補貼，比如失業保險。但金額往往太小，無法產生影響。讓成效更難發揮的是，大多數城市只向本地居民——那些有資格獲得戶口的人——發放失業救濟。大多數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因此沒有資格享受福利，儘管在經濟低迷時期他們更有可能面臨失業。
在很大一部分人口
既沒有工作也沒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
你怎麼能指望消費回升？
也因此，官方數據顯示，儘管爆發疫情，截至六月底，僅有二百一十萬成年人申請了失業保險，低於去年同期的二百三十萬。然而，北京大學的研究認為，截至當月中旬，逾六千萬中國工人（約占勞動年齡人口的七．五％）失業。
「在很大一部分人口既沒有工作也沒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你怎麼能指望消費回升？」莊波表示：「真正的經濟復甦應該有利於所有收入群體，而中國（在這方面）失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