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李中帶著他首部劇情長片《青田街一號》飛去瑞士盧卡諾參展，臨走前我要他帶些紀念品送我：「那怕只是一張貼紙或紀念徽章。」 二十八年前我擔任製片和共同編劇的電影《恐怖份子》拿下盧卡諾銀豹獎，是台灣電影第一次在此得獎；當年參展非競賽項目的有許多世界級電影大師作品如費里尼、溫德斯和高達，能得獎相當不易。在現場的楊德昌抱怨影展單位歧視亞洲電影，得獎後連中華民國的國旗都沒有，也沒人知道我們國旗是什麼樣子。 那是一九八十七年八月，台灣剛解嚴，但新時代並沒有到來，我們活在動盪不安的焦慮中。一年多後我離開中影，我沒有摸過銀豹獎的獎座，如同在八年電影公務員生涯中錯過許多重要的事情，就像在過往一甲子悄悄飄逝的生命中錯過的快樂，再也無力挽回。 我曾以在那八年的工作中扮演革命發動者而沾沾自喜，但隨著時間的淘洗，我逐漸看到真相：過去的工作不論在哪裡、是什麼職位，我真正扮演的只是個盡忠職守的僕人，當父親亦然。 李中曾在我最近一本書《關於人生，我最想告訴你的事》的序文中提到，他決定出國念電影時，我全力支持，他說他在上飛機前還是不懂我在想什麼。我回想十年前的那一幕，正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僕人懷抱不捨和忐忑，將視死如歸的主人送上祭台，和當時幾近消失的台灣電影工業一起殉情。十年後台灣電影死而復生，李中花五年完成學業，又花五年從基層做起，終於完成第一部劇情長片，也陸續參加國際影展。而我的心情，依舊是僕人的心情。 李中回來後給了我一個印有金豹的黑色紀念袋，裏面有一盒設計成膠卷盒的軟糖、一個紀念表、一把紀念瑞士刀、一個小金豹鑰匙圈、一個金豹領帶夾、一把紀念尺，甚至一包已經撕開來卻沒有用的濕紙巾包。他說能買到的都買了，唯一無法買到的是當年的銀豹獎座。僕人滿心歡喜的把禮物擺在床上欣賞，他計畫用銀色膠卷盒去完成一個獨一無二的銀豹獎座給自己——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僕人，一個盡忠職守的爸爸。然後用那包濕紙巾擦拭僕人流下來歡喜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