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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樂電影學導演陳玉珊專訪蔡康永

「娛樂」,一個文化裡的多義詞,人們對它的態度始終曖昧,人人都需要解悶片刻,卻又往往批判它缺乏意義與深度。這樣的矛盾,時常反映在「電影」的評價上。一部電影的價值,到底應該是具有藝術性,還是能讓大多數的人感覺到「被娛樂」?

「娛樂」,一個文化裡的多義詞,人們對它的態度始終曖昧,人人都需要解悶片刻,卻又往往批判它缺乏意義與深度。這樣的矛盾,時常反映在「電影」的評價上。一部電影的價值,到底應該是具有藝術性,還是能讓大多數的人感覺到「被娛樂」?

新銳導演陳玉珊與即將要開拍新電影的蔡康永,兩人同為電視人跨足電影圈,如何看待電影帶給人的快樂?十一月中旬出版的《alive》品味書特別號邀請陳玉珊擔任客座總編輯,透過導演之眼獨家訪談蔡康永,看見他心中的「快樂電影學」。

陳玉珊:我之所以拍《我的少女時代》,就是現在大環境太不讓人開心了,電影做為娛樂,至少可讓大家進戲院開心兩小時。你怎麼看待電影與娛樂的關係?

蔡康永:我在美國讀電影的時候,班上二十個同學當中有三分之二是美國人,三分之一則是來自各國的人。美國同學根本不知道法國的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瑞典的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日本的黑澤明是誰,這對台灣長大的文藝青年來說非常震驚。

教授都不是學院的蛋頭,全部都是好萊塢退役下來、架子上都擺滿了奧斯卡獎盃的業內人。交劇本作業時,美國同學交的全部都是謀殺、追車、搶銀行、外遇、怪物題材,東方來的同學則都是處理親情、文化的衝突、家人的和解;我們交換劇本看後,我覺得教授一定會給他們比較低分。沒想到,教授竟然盛讚他們,津津有味的討論。同學說:「觀眾花錢買票、停車,為什麼要進戲院看家人苦悶的和解?當然要很爽的度過這兩個小時啊!」

很多人誤以為我是寫作的人跨界來做電視,其實不是。我做電視節目,深深被我受的好萊塢電影訓練影響,被要求要把觀眾的娛樂當成第一指導原則。如果有朋友來錄康熙,錄影前我甚至不會和他們先交談。因為我會把他們當成一隻雞,想想等下要怎麼切這隻雞?而不會想說,啊,他是我朋友,我不能下手。這樣訪問才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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